最后一天英文(最后一天的英文)

他是读者口中的“卡神”，是作家心中的作家。他的经典作品《看不见的城市》《树上的男爵》《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等，在豆瓣上均有万人以上打分，获得的平均分在9.0以上。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意大利当代最具世界影响力的小说家，著有《树上的男爵》《分成两半的子爵》《不存在的骑士》《命运交叉的城堡》《帕洛马尔》《意大利童话》等。198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因去世与该奖失之交臂。

卡尔维诺在中国的流行始终耐人寻味。他的作品引进中国的步伐几乎与世界同步，但成名却像是一夜之间。他出身文学，但影响力却肉眼可见地渗透进哲学、建筑、影视、艺术等多个领域。为何来自意大利的他会在中国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且这种共鸣在经历几代读者后依然未见衰落？

2023年10月15日是卡尔维诺的百年诞辰。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第166期，我们联合卡尔维诺作品中文版的出版方译林出版社，在北京举办了卡尔维诺10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活动分四场“圆桌论坛”，当年的译者萧天佑、吴正仪等人齐聚，制片人唐小雁和导演徐童也来到了现场，共同回顾了卡尔维诺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出版与传播历程。他们的分享也侧面回答了卡尔维诺何以在中国流行至今。

翻译本身倒不“难”：

他的语言极其精确，

每个词好像都有特定的中文对应

早在20世纪50年代，卡尔维诺就有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彼时的意大利人甚至都不太知道卡尔维诺这个名字。当时的译文最先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是从俄语和法语转译而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左右，萧天佑等人开始将这些作品从意大利原文直译，卡尔维诺才算真正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至于引发广泛关注则到了新千年。2001年起，译林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由吕同六和张洁主编的《卡尔维诺文集》。

活动现场。从左至右依次：陆志宙、袁楠、萧天佑、吴正仪、张密、赵文伟。

《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是卡尔维诺作品中传阅度最高的代表。译者萧天佑回忆称，这部作品在早先版本中叫《寒冬夜行人》，中文偏好短小精干的表述，但后来因为外国人不知道这是哪部作品，于是此后改为如今这个名字。在最初接触文本时，萧天佑称被其中“海浪的细腻描写”触动，显示出他对世界、对事物的无限细微的研究与无比真挚的刻画。“这部作品仿佛与他至今所写的所有小说都毫不相同，至少与你能回忆起来的他的那些小说不同。”

《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萧天佑 译，译林出版社。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译者吴正仪对卡尔维诺的走红印象深刻。其中《不存在的骑士》译文最先刊发在1987年《世界文学》杂志，并随文刊发了她为该系列撰写的书评文章。“当时编辑部告诉我说这一期杂志大卖，我也很惊奇。”

在吴正仪看来，卡尔维诺不是写人们为了自己的温饱去求深层的那些苦难，也不是写一个人为了世俗的功名利禄去奋斗，他写的是人的精神追求，在精神上的脱困。《分成两半的子爵》通过有好有坏的个体与福忧参半的社会讨论人的天性，《树上的男爵》讲如何既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同时又不脱离现实的生存想象，《不存在的骑士》则惟妙惟肖刻画了一个内里中空，按照身份去活的现代人。“人类今天遇到的问题，卡尔维诺在上个世纪就预见到了。”

《树上的男爵》，（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吴正仪 译，译林出版社。

《看不见的城市》译者张密戏称如今的翻译走上的是“高速公路”，但当年的老一辈译者都是“越野”出身。“查字只有大厚本。更早的时候用的是刘善江老师从国外带回来的、宗教人士编的那本大词典，后来才有了‘大绿本’。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只能向居住在国内的意大利人请教。”

谈及这部作品的引进，张密提到了卡尔维诺在两次有影响力会议上的“出圈”。“一次是在北京城市建设会议，意大利大使讲话结束时，引用的是卡尔维诺在这本书中的那段话，谈关于城市的功能。另一次是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研讨中提到了卡尔维诺的这本书。所以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卡尔维诺的高度，它确实超越了很多行业，能够站到环保的、城市建设的、人类发展的更高层面去看问题，所以想得深远，讲得透彻。”

《看不见的城市》（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张密 译，译林出版社。

卡尔维诺的语言文字以“轻盈狡黠”著称，这样的行文是否会给具体的翻译形成障碍？《疯狂的奥兰多》译者赵文伟坦言难的地方并不在语言。“他的语言极其精确，就好像每个词都有一个特定的中文对应，你不会去纠结一共10个词到底用哪个更好，不是，只有唯一的那个词。”相反，赵文伟直言文中涉及阿里奥斯托的部分耗费更大精力，“毕竟是16世纪的语言”。

作为卡尔维诺重写经典的尝试，《疯狂的奥兰多》更像是一部阅读经典的指南。赵文伟称这部作品是在经典与大众之间建起的桥梁。“它可以是一部指南，也可以是一首散文诗，也可以说是本小说，或者是一个冒险故事。它没有一个特定的题材，好像怎样解释都可以。但这也正是它有趣的地方。”

《疯狂的奥兰多》（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赵文伟 译，译林出版社。

一种“文学现象”：

在1997年“一夜成名”

卡尔维诺作品被译介至中国几乎与世界同步。早在1956年，中文世界就已经能看到卡尔维诺的作品。而当时，他只是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一个编辑，绝大多数意大利人甚至也不知道他的名字。那期间他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出版了一两本书，《最后来的是乌鸦》即是他早期的作品。

据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文铮回忆，195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以卡尔维诺的一篇短篇的名字出版了一本书，叫作《把大炮带回家去的兵士》。“那个年代的书都是写印量的，而这本书在当时的印量非常大，我记得有13000册。”而当时的卡尔维诺在法国、美国等地都还默默无闻，竟已经被国人当作新现实主义或反法西斯文学引进，这也足见他和中国读者的渊源之深。

但即便如此，当时的卡尔维诺也仅仅局限于文学界，或广义的学术界内部所知。文铮称，他的成名在中国经历过一个极大的拐点，突然到像是“一夜成名”，而那个拐点就是1997年。在文铮看来，这与当年王小波的去世有关。回看当年，王小波几乎称得上是一位现象级的国民作家。他曾写过一篇文章《我的师承》，其中反复提到博尔赫斯等人，但他最爱的还是卡尔维诺。“于是从那时起，大家由于纪念王小波，开始思考他的语言和创作灵感从哪里来，关注他的师承，因而追根溯源，带火了卡尔维诺。”

活动现场。从左至右依次：文铮、苗炜、孟斐璇、飞氘。

文学界自古有“墙里开花，墙外香”的传统。那么，这样一位享誉世界的作家在意大利本国读者眼中又是怎样的存在？意大利汉学家孟斐璇谈到，在意大利只要是爱好文学的人，都会认同卡尔维诺的地位。早在70年代初，卡尔维诺以现实主义者的身份进入课堂文本，意大利的高中生则已经开始接触他的幻想小说和文学批评。

“对意大利人来说，卡尔维诺是一个典范。这个典范不只是文学意义上的。我不是文学写作者，但他依然是我的偶像。因为他在经历一生的一切好与坏后，塑造了一种一以贯之的、不虚伪的精神生活。尽管他的文学风格多变，立场也有变化，但思辨精神的本质从来没变过。”孟斐璇谈到。

在中国，卡尔维诺的另一个标签是“作家的作家”。包括王小波在内，他影响了国内一代又一代写作者。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我为什么读经典·卡尔维诺沙龙”中说：“我的写作就像大象一样，我今天来是要表达大象向飞鸟的致敬。”

同为写作者的苗炜对卡尔维诺的“轻逸”印象深刻。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卡尔维诺在开头写下：“我们和土耳其人打过一场仗，我的舅舅梅达尔多·迪·泰拉尔巴子爵在波西米亚平原上骑马，直奔基督教军队宿营地，一个叫库尔齐奥的随从跟着他，一大群白鹳在浑浊沉滞的空气中低低地飞过。”此后多年，苗炜常常有种“子爵在飞”的错觉，后来再读时才意识到，子爵问这些白鹳干吗去？随从回答说：去战场上吃死人。

“以往我读小说都是最后才出现死人，得先上战场铺垫一下。卡尔维诺不这么写，他写死人太容易了。”苗炜觉得这种处理方式又残酷又有意思，归根结底，卡尔维诺是用一种童话的叙事将小众的诗意与大众文化连接起来。

对此，文铮深有同感，他曾主持翻译了卡尔维诺的童话。在文铮看来，这些逻辑完全是童话的逻辑，但这种童话不是人为的童话，也不像安徒生童话或者格林童话那样注入人为因素，而是一个完全自发、民间的童话。“他站在生活和宇宙的边上，把听来的和想到的娓娓道来。他不强势，也不慷慨陈词，也不会炫技，只是告诉你一些在常人听来不合逻辑的东西，用一半现实和一半童话勾兑。即便你生活在地狱里，我也不会让你得到死亡的恐怖，而是让你在地狱里发现一些光，告诉你在地狱里你如何活下去。”文铮感慨说：“我觉得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一个地方。”

文学的破圈：

如果用卡尔维诺的视角拍影片

作为一个“破圈”的文学家，卡尔维诺在中国的影响已经延伸至建筑、艺术、影视等不同领域。这也是为什么说卡尔维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度相比其他国家并不逊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超前。

活动现场。从左至右依次：唐小雁、徐童、宝婷。

活动当天，纪录片导演徐童和制片人唐小雁也来到了现场。两人自称与前几场对谈的氛围“格格不入”，徐童表示对几位资深译者十分敬重，但总觉得活动还“缺些什么”。“到这个环节才有点感觉。今天干吗来的，我们不是来给卡尔维诺过生日的吗？”唐小雁也打趣说：“全场最没有文化的就是我，小学都没毕业，然后竟然给我请到台上讲卡尔维诺。”

徐童忍不住插话，好奇唐小雁最喜欢卡尔维诺的哪部作品。唐小雁几次回绝了他的打断，坦言看过的几部都觉得有些“稀里糊涂”，但能够感觉到卡尔维诺的作品能将人带进角色中，阅读时，书中的故事与人物连同读者形成了一个整体，不知不觉所有的东西都关联在了一起。唐小雁觉得卡尔维诺的东西至少“能看进去”，并表示还要把卡尔维诺的所有书都读完。徐童接过话去笑称：“这才有点像过生日的意思了。”

唐小雁也不示弱地反问徐童：“如果让你认识卡尔维诺老爷子，甭管在哪，你会咋整？”

“跟他谈一场恋爱。轰轰烈烈的那种，变成女的，如果看卡老爷子喜欢同性的，我就直接上，如果要是喜欢异性的，我就变成女的，给他当秘书也行。”徐童说。唐小雁笑着说：“我也爱上他了。是真想谈恋爱。”

相互打趣了一会后，主持人询问徐童和卡尔维诺的“相遇”。此前嬉笑的他收起了笑容，神态认真，他回应说，凡是看过他的纪录片的人，都能感觉到卡尔维诺对他的影响。人们总说纪录片要真实地记录生活，但拍了几十年片子后，徐童有段时间觉得困惑，像“被捆在一个现实的果壳里”，“好像只能把瓢水舀出来，然后放到片子里再给观众，我们是一个搬运工，大自然的搬运工，比较可怜。”

与此同时，对徐童而言，50岁之前的人生困惑不断累积，慢慢地他开始寸步难行。“世界这么荒诞，我们何以为继？每天面对的都是非常糟心的事，这些冲突、苦难，然后你接受不了，以至于开始躺平，然后呢，那怎么办？”2019年，徐童才开始接触到卡尔维诺的作品。这直接启发他在纪录片《养老院》的拍摄中打破常规。

《养老院》讲述的是位于中俄边境线上的东北县城中一所养老院里的故事。为了拍摄，徐童曾和团队一行在那里住了一年左右。其间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徐童随身带了本书，就是《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

“每天拍摄之余到晚上，冰天雪地的冬夜，我就回到自己住的小床上翻出这本书。不知不觉就有希望了，面对不堪的现实，像突然获得了一种启示。”徐童回忆说。在后来的剪辑中，他尝试加入了拍摄者的视角，片中老唐头的感情让人感觉不像是在这个世界的事情，像是另外一个空间。“《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给了我启发，我们可以不简单地把现实原模原样搬过来，而是完全把养老院营造出另一个世界，然后非常自由地表达重组，作者完全可以去讲述这个故事。”

从卡尔维诺的作品中，徐童感觉到自己始终想拍关于纪录片的纪录片，打开“第四堵墙”，让观众看到作者也在现场，拍摄也在现场，而故事也发生在现场。银幕之外的剧组和片中人物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这些囊括进来。

“换一个视角之后，养老院实际上是人人眼中有，但又个个心中无的地方。你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变了，不是一个简单的现实，而成了宇宙奇趣。”徐童觉得，不管是卡尔维诺的作品还是他的影片，都无法靠语言表述，需要去看。他觉得这样硬说有些困难，但仍然努力去让自己更清晰：“我们实际上是在一个类似游戏的世界中，可能是楚门的世界，包括在卡尔维诺营造的宇宙中，跟现实可能不是直接的对应关系，但是他里边的人物和故事又是现实当中的人，所以说这样一去一来，让我们对生活、对生命有了一种不一样的理解。”

很多年前，不少人总问徐童，能不能说句卡尔维诺的话当座右铭。徐童想了想说：“那就是这句——透过这双眼睛，宇宙学会了观察它自己。”如今看来，他觉得那双眼睛应该就是“文学的眼睛”。

如果你还不曾接触过卡尔维诺

卡尔维诺在一生中写下了数十部作品。对于还不曾接触过卡尔维诺的新读者而言，哪些作品是更容易进入的？

活动现场。从左至右依次：金薇（主持）、丛治辰、范晔、杨庆祥。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推荐新读者从《我们的祖先》三部曲读起。在他看来，这部作品兼具传统小说的故事性与独特的卡尔维诺式的实用性。“它不是那么写实，有一种把人拔升出来的东西，正像一个最好的通道，能把陌生读者引渡到卡尔维诺的世界。”

《我们的祖先》（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吴正仪 译，译林出版社。

对于文学领域的专业读者而言，丛治辰认为《美国讲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阅读卡尔维诺其实是有难度的，而最好的解释者实际就是他本人。”丛治辰解释说，尽管写这部作品时，卡尔维诺的目的并不是解释自己，但可以用来分析他的文字。即便看后读者仍然无法理解什么是“轻盈”，但至少这种形象会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出现，提升我们在文学上的鉴赏力。

北京大学西语系副教授范晔对此有同感。他提到《美国讲稿》也可作为卡尔维诺的精神自传来阅读。范晔认为，卡尔维诺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当今语言的瘟疫，“大家现在非常马虎、随意地使用语言，以至于把语言那种表达力的棱角都已经打磨掉了，所以他特别受不了，一个对语言有高度敏感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先见。”在卡尔维诺看来，文学可能是这场瘟疫的抗体，而范晔称这本小说也可以被当作对抗语言瘟疫的抗体。

《美国讲稿》（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萧天佑 译，译林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坦言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是《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读者可以完全从感受进入这本书。杨庆祥回忆起书中对教授夫人的描写，笑称卡尔维诺是一个“极其性感”的作家，这种性感甚至不来自于某些具体描写，而在于他具备高度的调动能力。

同时，杨庆祥提到另外一部作品《看不见的城市》。他认为这是卡尔维诺作品中最具现代性与当下性的一部。书中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汗讲述各种不存在的城市，究竟目的何在？在杨庆祥看来，马可波罗其实是在向忽必烈汗表明：你并非这个世界的唯一和主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对于野蛮的自我中心，卡尔维诺不遗余力地去解构它。”杨庆祥补充说，卡尔维诺曾无比崇拜切格瓦拉。

“作为抵抗运动的一分子，如何来抵抗这种单一的、野蛮的、自我想象的霸权与控制？这是对当下社会最重要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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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申璐

本文编辑/吕婉婷 李阳

海报设计/译林出版社

本文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