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人物（明朝历史事件简介）

明朝，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国祚二百七十六年（1368－1683）。其中1368年－1421年定都应天府（今南京）， 1421年－1644年定都顺天府（今北京）。有学者认为明代是继汉唐之后的黄金时期，也被称为最后一个可以和汉唐媲美的盛世。清代张廷玉等官修《明史》评价明朝为“治隆唐宋”、“远迈汉唐”。

大明皇帝排行榜图

明太祖(洪武)-明初四大案（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

明初四大案，亦称洪武四大案，是指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为消灭他认为对他的朝廷有威胁的人、整顿吏治、惩治贪污而策划的著名四大事件或屠杀；分别为：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胡惟庸案，九年或十五年（1376年或1382年）的“空印案”，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二十六年（1393年）的蓝玉案。胡惟庸与蓝玉案件习称“胡蓝之狱”，是朱元璋诛杀开国功臣的政治事件，而“空印案”与“郭桓案”则是对涉嫌贪墨的官吏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朱元璋在这些案件中疯狂株连，一共处决了数万人。

明太祖朱元璋

胡惟庸案发生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是指洪武帝诛杀宰相胡惟庸事件，随后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宿将，此案牵连甚广。胡惟庸被杀，朱元璋罢左右丞相，废除中书省，其事由六部分理。胡案的症结在于他为人过于独断专行，许多生杀黜陟等重大案件往往不向朱元璋请示，就擅自加以处理。这自然让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深感宰相专权、皇权旁落的危机。其中位居“勋臣第一”的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始发时，因为元勋皇亲，已免于追究，但10年以后，有人以李善长与胡惟庸共同谋反，朱元璋顺水推舟，将李善长一家七十余口一律处斩。

空印案是发生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有争议或1376年），因空白盖印公务文书而引发的案件。此案在当时受到朱元璋相当程度的重视，并因此诛杀数百名相关官员。本案实为一个冤案，然而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实属罕见。

明朝时每年各个布政使司下属府州县都需派出审计官吏前往京师户部，核对其所在衙门缴纳中央官府的钱粮、军需事宜。所有账目必须和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方能结算。若其中有任何一项不符就必须驳回重新造册，且须再盖上原地方机关大印才算完成。因当时交通并不发达，往来路途遥远，如果需要发回重造势必耽误相当多的时间，所以前往户部审核的官员都备有事先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以备使用。这原本是从元朝既有的习惯性做法（“元时，官府府于文有先署印，而后书者，谓之‘空印’，洪武建元以来，相沿未改”《中外历史年表》），也从未被明令禁止过；《剑桥中国明代史》解释，钱粮在运输过程中会有损耗，所以从运送一直到户部接收时的数字一定不会相符，在路上到底损耗了多少，官员们无法事先预知，只有到了户部将要申报之时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额，所以派京官员都习惯用空印文书在京城才填写实际的数目。明太祖朱元璋获知此事后大为震怒，认为这是官员相互勾结的欺君重罪，因而下令处罚所有相关官员。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以其涉案金额巨大，对经济领域影响深远而为世人瞩目。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怀疑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吏李彧、赵全德伙同户部侍郎郭桓等人共同舞弊，吞盗官粮，于是下旨查办。

蓝玉案发生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是明太祖朱元璋借口凉国公蓝玉谋反，株连杀戮功臣宿将的重大政治案件。朱元璋借蓝玉案彻底铲除了朱标死后将权对君权的潜在威胁，将军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明惠帝(建文)-削藩改制

明太祖为巩固皇室，大封宗室为藩王，各拥私人护卫军队。对建文帝来说，诸藩王大多为其叔辈，且在封地掌握兵权，心中由是不安。

明惠帝朱允炆

建文帝为皇太孙时曾问黄子澄曰：“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子澄回答说诸王军力不足以抗衡朝廷。建文帝即位后，下令各王国的地方文武官员听朝廷节制，采取削藩政策，先后废黜周王、湘王、齐王、代王及岷王。在部署对付年龄最长、军功最多、武力最强大的燕王朱棣时，由于建文帝身边的谋士多缺乏实际的政治经验，以致打草惊蛇，引发了燕王先发制人的念头。朱棣在权衡利害之后，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在封地北平起兵反叛。他以“靖难”为名，向京师进军。

明成祖(永乐)-设锦衣卫、东厂与郑和七下西洋

在全国局势稳定之后，明成祖为了加强对大臣的监控，恢复洪武时废罢的锦衣卫。同时，明成祖又设置镇守内臣的东厂衙门，厂卫合势，强化专制统治。

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成祖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觉得锦衣卫不足以达成目的，决定设立一个称为“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的新衙门，地点位于燕京（今北京）东安门之北，一说东华门旁。（今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据说系原东厂所在地。）

明成祖朱棣

东厂的行政长官为钦差掌印太监，全称职衔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尊称为“厂公”或“督主”。初设时由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后因事务繁杂，改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担任。东厂的属官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员，由锦衣卫千户、百户来担任，称贴刑官。隶役（称掌班、领班、司房，共四十余人）、缉事（称役长和番役）等军官由锦衣卫拨给。

明成祖时期，为了开展对外交流，扩大明朝的影响，同时确立自己即位的正统性，从永乐三年起，朱棣派三宝太监郑和（初名马三宝）率领船队六次出使西洋（第七次在明宣宗宣德年间），所历三十余国，成为明初盛事。永乐时派使臣来朝者亦达三十余国。

明仁宗(洪熙)-仁宣之治

仁宣之治，是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采取了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溥、杨荣（三杨）、夏原吉、蹇义的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的政策，使他们在位的十一年期间（1424年至1435年）成为明代历史上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代。

明仁宗朱高炽

在明成祖朱棣驾崩后，太子朱高炽即帝位，是为仁宗，改元洪熙。仁宗时“停罢采买，平反冤滥，贡赋各随物资产，陂池与民同利”，他赦免了惠宗时的旧臣和成祖时遭连坐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洪熙一朝仅短短一年，仁宗即因病驾崩，其太子朱瞻基即位，是为宣宗，改元宣德。宣宗御驾亲征，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安抚赵王，稳定了国内形势。

清修《明史》称仁宣之治为：“官吏称职，政治清平，纲纪严明，仓库常满，百姓安居乐业，遇灾多救不为害。此治理是明朝开国六十年后遇到的盛世，民气得以渐渐舒展，整个王朝也有蒸蒸日上治平的气象了。”学者谷应泰亦将仁宣之治与周朝的“成康之治”、汉朝的“文景之治”相提并论。

明宣宗(宣德)-三杨辅政

是明成祖至明英宗时期的三位杨姓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的合称，他们都是仁宣之治缔造者，而杨士奇、杨荣更是永乐盛世的缔造者之一。由于明英宗登基初时他们三人得到太皇太后张氏的支持，所以得以延续仁宣之治的德政。其后，当明英宗亲政，三杨相继去世，朝廷逐渐由内臣王振把持。

明宣宗朱瞻基

杨士奇（1365年－1444年），名寓，字士奇，以字行，号东里，谥文贞，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吉安路太和州（今江西省泰和县）人。明朝内阁首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与杨荣、杨溥合称“三杨”，是永乐盛世、仁宣之治的缔造者之一。明宣宗即位后，担任总裁修撰《明仁宗实录》。

明英宗(正统/天顺)-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又称土木之变或己巳之变，是指发生于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北伐瓦剌却惨败被俘的事变。发生于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境内的土木堡，英宗遭俘后被拘往北方囚禁，因此明朝史学家在史书中将该事件讳之为北狩，土木堡之变是明朝对外政策开始由攻势转为防御的标志性事件。

明英宗朱祁镇

土木堡一战，明军死伤过半。京军精锐毁于一旦，武将重臣多人战死。太监喜宁投降，为讨好也先，向瓦剌透露了明朝的情报。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底，也先在喜宁的建议下，以“奉皇帝还”的名义，率军挟持英宗再度南侵，明朝遭遇到开国八十多年以来所未曾有的严重危机。英宗兵败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为了稳定局势，廷臣联合奏请皇太后立英宗弟郕王朱祁钰为帝，遥尊被俘的明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明朝命兵部尚书于谦率军迎战进攻北京的瓦剌军，引发京师保卫战。土木之变削弱了明朝的边防力量，明朝此后不再大幅扩张疆土，改为大幅修建长城，加强北方边防。

此战使明朝国力受到削弱，成为明朝由鼎盛前期进入守成中期的转折点。

明代宗(景泰)-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又称夺门复辟、南宫复辟，是明代宗朱祁钰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发生的一场政变，太上皇朱祁镇成功复辟，夺回皇位。正统十四年 (1449年) 发生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虏，其弟郕王朱祁钰被众大臣推举为皇帝，是为明景帝（南明尊称为代宗），改元景泰。孙太后亦要求景帝即位后立英宗两岁儿子朱见深为太子，表示大明帝位仍由英宗一脉继承。

明代宗朱祁钰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朱祁钰病重。十六日夜，石亨、徐有贞等大臣带一千余士兵偷袭紫禁城，撞开南宫宫门，接出英宗直奔东华门。守门的武士不开门，英宗上前说道：“朕乃太上皇帝也。”武士只好打开城门。

黎明时分，众大臣到了“奉天殿”，只见英宗坐于龙椅之上，徐有贞高喊：“太上皇帝复位。”史称“夺门之变”或“南宫复辟”。

英宗复辟后，朱祁钰被迁至西宫，不久去世。

明宪宗(成化)-汪直擅政

明宪宗朱见深（1447年12月9日－1487年9月9日），或称成化帝，原名朱见深，后改名朱见濡，为明英宗皇长子，明朝第9任皇帝。明宪宗在位二十三年，期间恢复其叔朱祁钰的帝号，又为于谦等忠臣平反，初年励精图治，体恤民情，任用李贤、商辂、彭时等贤臣，颇为时人所传诵；在军事方面，整饬戎政，对内平定荆襄群盗和西南傜蛮，对外抵御鞑靼女真、收复河套、经略哈密，立下不少功绩。但宪宗宠嬖万氏、中晚年信用汪直、梁芳、万安等宦官奸臣，又扩置“皇庄”大肆侵占土地，使明朝政治日坏。成化朝是明朝自仁宣以来文治武功较卓越的时期，但是与此并存的弊政不得不说有所缺憾。谥号“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

明宪宗朱见深

太监汪直通过西厂控制、扰乱朝政的时期。虽然汪直擅政没有像王振擅政一样导致明朝政权有颠覆的危险，但其却打开了宦官通过警察特务系统与朝廷官员勾结的先例。成化十三年正月，宪宗正式设立西厂，命太监汪直负责刺探朝廷外事务。成化十三年二月，汪直心腹锦衣卫百户韦瑛称杨荣之曾孙杨业家赀巨万，常杀人，将招纳亡命下海。汪直发兵籍没福建都指挥杨业，词语牵连连兵部主事杨仕伟、中书舍人董玙，俱下狱濒死。韦瑛并籍其家。

三月，左都御史李宾奏拟妄报妖言者连坐处斩，而当时西厂旗校即以捕妖言图官赏，从而大量百姓被捕冤死。同年四月，汪直令韦瑛逮捕通政使司左通政方贤、太医院判蒋宗武下西厂狱；当时礼部郎中乐章、行人张廷网出使安南归还，刑部郎中武清从广西勘事归还，浙江布政使刘福起复至京师，均被汪直并令韦瑛逮捕。御史黄本在云南、贵州清军刷归还，汪直令韦瑛搜得一个象笏，被逮捕送锦衣卫，被被贬为民。

明孝宗(弘治)-弘治中兴

弘治中兴是明朝明孝宗统治时期所出现的承平时期。明孝宗统治期间以弘治作为年号，清修《明史》记载，朱祐樘自幼生于微寒，所以他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成化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明孝宗励精图治，被誉为“中兴之令主”。清修《明史》中亦用“恭检仁至、勤政爱民”八个字来形容明孝宗，然而有学者指出这些属于溢美之词，所谓“中兴”未免过誉。明孝宗即位之后就开始整顿吏治，在内阁罢免了以外戚万安为首的“纸糊三阁老”，打击当时的恶势力，起用王恕、怀恩、马文升等官吏，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贤臣；还为抗击瓦剌建立大功的于谦建旌功祠，时称朝序清宁。

明孝宗朱佑樘

历史学家王其榘指出，如果对明孝宗的政积做一番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所谓“中兴”未免过誉，不过是更正了明宪宗的一些错误做法，以及去除了成化多年的积弊，并没有新的建树，对日益加剧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致未能触及根本。

明武宗(正德)-宁王之乱

宁王之乱，又称朱宸濠之乱或宸濠之乱，指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年）由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动的叛乱，波及江西北部及南直隶西南一带（今江西省北部及安徽省南部），最后由南赣巡抚王守仁（王阳明）、吉安知府伍文定平定。宁王朱宸濠于鄱阳湖战斗中被俘，被处决于通州，宁藩亦除。

明武宗朱厚照

时任南赣巡抚，都察院佥都御史王守仁闻变，与吉安知府伍文定传檄诸郡，举兵勤王。王守仁用计迷惑朱宸濠，使朱宸濠以为朝廷早有防备，命其军在南昌不敢行动，为集结兵力争取了时间。七月三日，朱宸濠发现中计，亲率军队围攻安庆，却在安庆遭到守军顽抗，此时王守仁趁宁王后方空虚，于二十日攻克南昌。宁王闻讯，急忙回军南昌，王守仁也决定乘胜与朱宸濠在鄱阳湖决战。

八月，王守仁捷报尚未送达北京，明武宗自称“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于八月廿二率万余官兵南下“亲征”。进至涿州时，王守仁捷报传到，但明武宗仍一意南征，宦官张忠江彬等人甚至建议将朱宸濠放回，让武宗生擒以示威信，后因故作罢。十二月，朱宸濠被押至南京。但武宗直到次年十月方班师回朝。十二月，武宗在通州处死朱宸濠，顺势除宁王之藩。

明世宗(嘉靖)-大礼议

大礼议是明朝嘉靖年间因明世宗嘉靖帝朱厚熜欲为其生父兴献王朱祐杬追尊称号所引起的一场政治斗争，发生于嘉靖帝登基不久之时。当时，嘉靖帝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正德旧臣们之间发生矛盾。群臣认为嘉靖帝继承了明武宗的帝位，理应以武宗之父孝宗为尊，故要求嘉靖帝承认自己是过继给明孝宗，要认孝宗为嗣父，但嘉靖帝只认孝宗为伯父，故造成了以何者为世宗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世宗生父尊号的皇统问题发生了斗争。

大礼议历时整整三年（1521年至1524年），以嘉靖帝施加皇权压迫获胜而告终。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廷议追尊生父朱祐杬为睿宗献皇帝，祔于太庙，并改其陵墓名为显陵。反对一方的官员被悉数削职致仕。

明世宗朱厚熜

大礼议最后以嘉靖帝的君权高压结束，确立嘉靖帝羽翼丰满，并且由议礼的过程体会到了如何行使皇权的无上威严，此后变得独断独行。如遇上不合自己心意的大臣，都会下狱廷杖。大礼议加强及建立了嘉靖帝的皇权专制，促成了嘉靖帝刚愎自用的政治作风。

大礼议使得议礼派“以片言至通显”，因迎合嘉靖帝而从下级官员升至首辅、六卿，使朝廷官员看到奉迎君主带来的好处，嘉靖帝亦通过这些大臣制约其他权臣。嘉靖十七年后，明朝内阁14个辅臣中，如徐阶、顾鼎臣、严讷、夏言、郭朴、严嵩、袁炜、高拱，李春芳等，有9人是通过撰写道教的青词起家。

明穆宗(隆庆)-隆庆新政

隆庆新政是明朝明穆宗朱载坖统治时期所出现的承平时期。统治期间以隆庆作为年号，朱载坖因即位前一直生活在宫外藩邸，所以较为体查民情，且用人不疑，文有徐阶、高拱、张居正、杨博，武有谭纶、王崇古、戚继光、李成梁。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比嘉靖朝有了改观，所以后世史学家称其为隆庆新政。

明穆宗朱载坖

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宣布废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 。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高潮，明朝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中国学者王裕巽经过分析认为，从隆庆元年（1567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这段时间，海外流入大明国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

明神宗(万历)-万历怠政

万历怠政，是指明朝明神宗当政期间的怠政现象。明神宗的长期怠政主要是执政中后期，因其对政事心灰意冷，加上久病不愈无法处理政事，造成了其长达30年的怠政。数十年的怠政造成当时明政府政务废弛的现象，在女真族兴起并侵占明朝东北领土、扩张势力的同时，明神宗依然称疾不上朝，是导致明朝逐步步向灭亡的原因之一。

明神宗朱翊钧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一死，神宗摆脱张居正的束缚之后，开始亲政。此外，神宗亦进行政治清算，冯保率先被抄家，张居正去世两年后获罪，也被抄了家。张居正的儿子张敬修自缢身亡，朝廷只给张居正母亲留下一所空宅和10顷薄田。

为害最大的是“矿税”一项，神宗先后派出内监多批征收矿税，几乎遍布中国各地，虽统名为矿税，实际远不限于矿业，两淮有盐监，广东有珠监，扰得民不聊生。

由于神宗不上朝，缺官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叶向高曾疏曰：“今六部止有五人，都察院遂至空署。”且“候补科道久者二三年，近亦数月，旅食长安，茫无职事，销向用之心伤，平政之明所宜即行。”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因此明史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万历皇帝怠政期间仍能指挥明军东进，参与了两次万历朝鲜之役，汉人与朝鲜人联军击败日本人，使朝鲜保全了国家，避免了亡国灭种的巨大危险，尽管朝鲜人对万历皇帝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在朝鲜使臣的记录中，更多的还是对万历帝消极怠政、贪婪奢侈等恶劣行径的批评。而朝鲜使臣塑造的万历皇帝形象，也反映出明中叶之后朝鲜对中国社会集体想像的转变，大明帝国的形像已经由朝鲜前期塑造的“狂热乌托邦”，逐步褪去了耀目的光环，而走向了“迂腐的大国”这种没落的形象去了。

明光宗(泰昌)-东林党争

东林党争是指明朝晚期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间的争斗，“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柱，水火薄射，讫于明亡。”东林党是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在东林党之外，还有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等，统称为非东林党，东林党争几乎是东林党与全国非东林党集团之争。

明光宗朱常洛

从万历时代的国本之争、妖书案、明末三案、京察之争，就有东林党争的影子。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吏部郎中无锡人顾宪成因为得罪了皇帝而被罢官，他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宋代杨中立主讲的无锡东林书院，开始讲学，提倡“知辅行主”、“崇实黜虚”、“学问不贵空谈，而贵实行”、“学问必须躬行实践方有益”等，而“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常常和书院中人议论朝政，抨击宦官。他们渐渐形成了一个在野集团，被称为“东林党”。《明史·孙丕扬传》说：“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他们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时政等意见，得到广泛支持，同时遭到朝臣、宦官的激烈反对。同时期的浙江宁波人沈一贯纠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结成东林党的反对派，被称作“浙党”。以湖北人官应震、吴亮嗣为主的“楚党”，和山东人亓诗教的“齐党”皆依附于浙党。其它以地缘关系结成的党派还有‘宣党’和‘崑党’，这些合称“齐楚浙党”。齐楚浙党与东林党相互攻击，甚至祸及边疆军事，是为“东林党争”。

明熹宗(天启)-魏忠贤擅政

魏忠贤（1568年2月27日－1627年12月11日），原名魏四，进宫后改名李进忠，移宫案后，改回魏姓，天启帝赐名忠贤，字完吾。中国明朝末期宦官（内珰），人称魏珰。直隶肃宁县（今河北沧州肃宁县）人，在天启年间与东林党人爆发激烈的东林党争，拉拢齐楚浙党官吏加入自己一方，是为阉党。崇祯帝即位后遭整肃、流放，畏罪自杀，崇祯帝依然愤怒，将其尸体凌迟。

明熹宗朱由校

魏忠贤出生于隆庆二年正月三十日（1568年2月27日），是个左撇子，年少时家境贫穷，混迹于街头，不识字，但精通射箭，懂得骑马，喜欢赌博，迷恋饮酒、嫖妓，好与人嬉笑。人们称他为“傻子”。他事实上有自己的决断，但是喜欢猜忌，更喜欢别人对他阿谀奉承。后为赌债所逼，只好弃妻卖女，且见太监在游乐场所出手阔绰，决意入宫做宦官，相传魏忠贤是在赌场被人追债殴打时，才取刀自宫，野史相传刀子只割到衣服，因此仍然是个健全的男人，因与后宫佳丽熟识结好，得以通融。

入宫后改名李进忠。在宫中结交太子宫太监王安，得其所助。后又结识皇长孙朱由校乳母客氏，与之对食。对皇长孙，则极尽谄媚事，引诱其宴游，甚得其欢心。

泰昌元年（1620年），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赐名忠贤，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实际工作的是王体乾）。魏忠贤与皇帝乳母客氏结成政治同盟，从而极受皇帝宠信，人称“九千岁”（意谓在号称千岁的亲王之上，近于号称万岁的皇帝），有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岁”“举朝阿谀顺指者但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自己也在民间养了不少义子，如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在其全盛时期，各地官吏阿谀奉承，纷纷为他设立生祠，第一位提出建生祠的是浙江巡抚潘汝祯。

天启七年（1627年）熹宗病危，是年八月二十三日，熹宗驾崩，无子，遗命由弟朱由检继位，年号崇祯。不久嘉兴贡生钱嘉征弹劾魏忠贤十大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伤民财；十通关节。崇祯召魏忠贤至殿上，命宦官当众宣读钱嘉征奏疏，忠贤面如土色，以重金拜托皇帝身边的老宦官徐应元求情。徐劝他辞职，于是忠贤请辞获准。

同年十一月一日，诏忠贤至凤阳看顾皇室祖坟，魏忠贤在凤阳途中，仍豢养一批亡命之徒，崇祯闻后大怒，命锦衣卫前去逮捕，押回京师审判。李永贞得知消息，连忙派人密报魏忠贤。魏忠贤自知难逃一死，在阜城南关尤氏旅店与同伙李朝钦痛饮至四更，最后悬梁自尽。据记载，当晚有书生夜宿魏忠贤所住旅馆，作歌讥讽魏忠贤，促使魏忠贤选择自杀。

忠贤尸体被挖出后，任人千刀万剐。思宗下令清查“阉党逆案”。一共清查出首逆同谋六人，交结近侍十九人，交结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军犯三十五人，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颂四十四人，共计二百五十八人，再加上漏网之鱼五十七人，共计三百一十五人。忠贤的情妇客氏、忠贤侄魏良卿俱被杀。

明思宗(崇祯)-自缢殉国

崇祯帝为明光宗第五子，明熹宗异母弟。五岁时，其母刘氏获罪，被时为太子的光宗下令杖杀，朱由检交由庶母西李抚养，数年后改由另一庶母东李抚养至成人。于天启二年（1622年）被兄长明熹宗册封为信王。明熹宗于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公元1627年9月30日）驾崩，由于没有子嗣，朱由检受遗命于同月二十四日丁巳（1627年10月3日）登基，时年十八岁。次年改元崇祯。

明思宗朱由检

崇祯帝一生操劳，日以继夜的批阅奏章，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崇祯年间，与万历、天启相较，朝政有了明显改观。即位之初就大力铲除阉党，曾六度下诏罪己，惜其生性多疑，无法挽救衰微的明朝。明朝末年民变不断，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已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崇祯十七年（1644年）发生甲申之变，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在煤山一树自缢身亡，终年三十五岁（周岁33岁），在位十七年。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拂晓，大火四起，城外已经是火光映天。此时天色将明，崇祯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崇祯帝说：“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最后在景山老歪脖子树上自缢身亡，死时光着左脚，右脚穿着一只红鞋。死于崇祯甲申三月十九日丑时，时年3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