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胡适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胡适生平及历史评价）

作者：鬼子六

今天是“七七事变”81周年纪念日。朋友圈都在刷《我不是药神》，从一个害怕法律制裁，自己放弃贩卖“假药”的二道贩子，到亏本卖药不惜身陷牢狱的药神，电影里的程勇完成了一次救赎。

这让我想起了七七事变前后的胡适，历史进程中的胡适。

胡适的污点

胡适一直以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有时，一味追逐自由，会让人觉得心寒。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有一帮政要名流经常聚集在上海讨论时政，这些人里有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周佛海、陶希圣、胡适、陈布雷、陈立夫等人，当时党、政、军、学界一等一的要人济济一堂。

汪精卫虽然不公开参加活动，但周佛海、梅思平都是汪精卫的左膀右臂，大家遥奉汪精卫为“低调俱乐部”的精神领袖。这群人在抗战后的选择，大家都看的很清楚了。

这些人都不看好抗战的前景，认为中日若爆发大战，中国必败无疑。有人给这个松散的组织起了个名字“低调俱乐部”，意在讽刺唱高调要抗战的人。你可能想不到，在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还有一批中国的精英人物鼓吹“抗战必亡”的论调。

这其中，就有我们的胡适先生。

“低调俱乐部”成员的道理很简单，中日双方国力相差太大，中国是肯定打不过日本人的。与其被日本人打败后丢人丢地丢权，还不如跟日本人一起来共同建设“新中国”。

匪夷所思的割地求和计划

到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得知日本有10个陆军师团正向华北调集，预感到日本这次是要对中国发动大战。7月17日，他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和《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指出：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不管是被逼无奈还是自愿，蒋介石终于第一次公开表达中国政府抗战的决心了。

而低调俱乐部的达官贵人们却慌了，拼命扯蒋介石的衣袖，要把蒋介石拽回来。

1937年8月，陶希圣、胡适等人给蒋介石写了秘函，由陈布雷转呈蒋介石。他们向蒋介石提出，政府绝不应“轻启大战”，而应不惜一切“做最后之外交努力”，为此还应该下决心“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

这里所谓的“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正是被日本人占据的东三省。

胡适等人的意思是，中国政府应该承认现实，主动放弃对东三省的领土主权，以此换取日本在华北撤兵，中日双方再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蒋介石会怎么办呢？

在第二天召开的国防会议上，老蒋一边介绍陶希圣、胡适的建议，一边讽刺挖苦，根本不理陶希圣、胡适这种“异想天开”的自嗨。主动放弃东北主权，日本人就会收手了吗？日本人是这么讲信义的国家吗？

老蒋吃了日本人多少亏，对日本人什么德性一清二楚。

180度大转变

就在胡适等人还在为劝阻蒋介石放弃抗战做最后努力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在上海屯兵，叫嚣着要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了。

惨烈的“淞沪会战”打响，蒋介石没有食言，他调集了自己精锐部队，拿整个身家性命跟日本人血拼的，一寸山河一寸血，80万中国军队跟20万日本精锐打了三个月。中国败了，但日本人的狂言落空了。

或许是战士们不屈不挠的斗志，上海焦土上的鲜血，让胡适看到了国力以外的东西。

1937年9月8日，他离开南京，劝“低调俱乐部”的同仁们，“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

他更是致信老友陶希圣：“仗是打一个时期的好。不必再主合议。”

从此，胡适完全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在他主办的《独立评论》中，胡适明确说，“我近年已抛弃我的不抵抗主义和平论。”

1938年1月12日，胡适在一封写给蒋廷黻但“似未寄出”的信上补记道，1937年9月8日告别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等“低调俱乐部”成员后，他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

抗战爆发后不久，蒋介石希望胡适能以非官方的身份到美国，去为中国的抗战争取国际支援。

胡适不愿意，他向蒋介石表示，在国家危难之际，自己愿留在南京，与国家和人民共存亡。岂能逃离战场，作闲人游走海外？蒋介石反问他，你不是建议我不能放弃外交，争取世界民主国家对抗日的支持吗？

胡适非官方身份出访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士等地巡回演说，“共五十一天，共作五十六次演说”，平均每天一次以上演说。他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民为何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争取各国人民与政府的同情和支持。

胡适以赤子之心，以实际行动，帮助危难中的国家争取海外舆论的支持。第二年，中国政府正式任命他为驻美大使，胡适投身到中国的抗战外交中。

为何胡适有这么大的转变，难道他已经坚信中国抗战会胜利吗？

惊人的预言

对于争取美国的同情与支持，胡适义无反顾。

他早年留学美国深知美国国力的强盛，中国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得取得美国的帮助。早在1935年大战爆发前，胡适就在日记中预见到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三四年内必将波及到“另一个大国”。

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欲使日本的发难变成国际大劫，非有中国下绝大的决心不可。我们试平心估计这个“绝大牺牲”的限度，总得先下决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

后来的事情正如胡适预料的一样，日本在中国战场陷入泥潭后，于1941年挑起了太平洋战争，美国最终站到了中国这一边共同对抗日本。

所以，派胡适到美国负责外交的差使其实非常符合胡适的意愿。他在美国也不遗余力争取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支持，这一点上即使日本人都看在眼里。

1940年10月31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转述了东京英文《日本时报》的评论。这篇评论对美国GWY在幕后支持胡适大使于北美各地巡回演讲极表愤怒，指责胡适以大使身份到处演讲，是刻意激起民众对日本的仇恨，并将美国引入和日本可怕的战争之中。

这不就是胡适在美国的使命吗？胡适可不是去美国当”太平绅士”“和平使者”去的。他的国家需要他战斗，在外交领域开辟“抗日战场”。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局势大变，战争正朝着胡适当初设想的一样发展。胡适感慨，“这使我国家民族松了一口气”，大任已成，胡适当天便想辞职。

1942年9月，胡适卸任驻美大使，之后的主要工作转向学术研究，自称“闲人”。

胡适这种人

许多人因为胡适参加过“低调俱乐部”，曾经有过消极抵抗的言论就鄙视胡适。

当胡适在1937年8月提出”出让东三省给日本“的建议后，国人大哗，上至政府要人，下至平民，均勃然大怒，甚至有人建议将胡适凌迟处死。

你可以说这是胡适的不合时宜，但这确实是胡适站在自己的角度，为了国家前途命运进行理性思考后的看法。

可这并不是胡适的全部。

早在1936年7月，那时全面抗战还未爆发，在一次英文演说中，胡适照例陈述了许多“低调俱乐部”反对抗战的言论。只是，在演讲的最后一段他却说了这样一番话，

人们说：'屈辱的和平总比破坏性的战争好一些'；这是真的。但我们不是理性的动物。甚至于我这个二十年来的和平主义者也认为，如果发生战争，我将全力支持".

他是对中国抗战的前途表示过悲观，但当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他会”知不可为而为之“，义无反顾放下个人的成见，投身到救亡图存的洪流中去。中国需要多一些胡适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