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迅速灭亡源于统治太宽松（朱元璋说元朝以宽失天下）

“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看清楚，朱元璋可没说元朝以宽仁失天下，而是说“失在太宽”，是宽而不是宽仁。

语出《皇明宝训》，原文摘录如下：

朕观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昔秦失于暴，汉兴济之以宽，以宽济猛，是为得之。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宽猛相济，惟务适宜尔。

朱元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

首先要对皇权进行一个拆解。

皇权，一个是制度性皇权；一个是个人性皇权。前者要把皇帝看成一个国家机构，这个国家机构作为权力核心，运用官僚体系，实施政治统治。后者是把皇帝看成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人，这活生生的个人作为最有权势者，凭借制度性皇权，实现自由意志。

虽然皇帝一直从丞相或宰相哪里为自己争权。但争得主要是制度性皇权。目的就是要确保自己始终是权力核心，而手段则是把官僚体系这个工具武装到牙齿。

所以，中国的皇帝不是日本的天皇，不仅有名而且有实，关键是权力越来越大。到后期，任何贵族、诸侯以及权臣，都不可能跟皇帝掀桌子。

但是，这只是制度性皇权。随着官僚体系这个工具越来越强大，个人性皇权却一定要受到限制。皇帝要实现自由意志，往往会与实现政治统治的制度性皇权，发生矛盾。所以，制度性皇权越强，个人性皇权就越弱，皇帝个人也就越来越不自由。

始皇帝开心了，建个阿房宫，于是“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汉武帝开心了，先搞个十八万军队的朔方大阅兵，再搞个泰山大封禅，然后全国上下一起跟着他淫祀滥祭。这些都是皇帝的个人权力，简单说就是：我的天下、我做主。

但是，宋朝皇帝呢？

宋真宗也要封禅泰山。但是，在这之前，他这个皇帝必须要搞定宰相。于是，身为皇帝的宋真宗，竟然向宰相王旦行贿了。而且，行贿手段相当艺术。宋真宗先是设宴、请王旦喝酒，宴后再赐给王旦一樽好酒，并亲自嘱咐王旦带回家跟媳妇一起喝。王旦回家之后，打开御赐樽酒，竟发现是满满的一樽珍珠。一樽珍珠，这么重的贿赂，宋真宗要让王旦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大事？没别的事，就是：真宗要搞封禅，王旦这个宰相别说话就行。

这就是宋朝皇帝，其个人性皇权已被挤压到卑微的地步。皇帝要实现个人意志，居然要送礼、行贿大臣。但是，宋朝皇帝的制度性皇权却非常强，老百姓造反，只是反官僚但不反皇帝。如《水浒传》中阮小五唱到：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酷吏赃官该杀就杀，因为他们都不是好人。但杀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替天行道，但也是“忠心报答赵官家”。而这个赵官家就是大宋赵氏皇帝。宋朝皇帝的制度性皇权，甚至强成了某种宗教信仰。

然后，到了元朝了。元朝皇帝呢？

元朝皇帝实现统治的主要凭借，就不是官僚体系，而是怯薛和达鲁花赤。怯薛，最初就是蒙古大汗的护卫亲兵。

元朝的朝廷权力基本上都被这伙人给把持了。达鲁花赤的意思是镇守者、掌印者，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这伙人被设置在地方政府，但不管行政只管监察，就是盯着地方官员给大元皇帝干活。

这两伙人，到底是个什么来头？你完全可以认为他们就是大元皇帝的奴才。其存在的目的就是维护大元皇帝这个主人的个人利益。

至于大元帝国的公共利益，这伙人就不管了。那大元帝国的公共利益，靠谁来操心呢？当然是卑微的大元官僚。

把持大权的，都是皇帝的奴才。而奴才掌权的结果就是：大元皇帝的个人性皇权要多彪悍有多彪悍。

宋朝大臣朝堂论事，敢把皇帝摁在座位上：我今天必须讲，你今天必须听，不听我就动手。这是宋朝大臣VS宋朝皇帝。

而元朝皇帝呢？瞅哪个大臣不开心了，拉出去就是一顿鞭子。明朝的廷杖，就继承了元朝的鞭子。这是元朝大臣VS元朝皇帝。

所以，就是这么个设置，你想都不用想，大元的官僚体系要多脆弱有多脆弱。到底能脆弱到什么程度？一个例子已经举过好多次了，但非常有意思，所以再举一次：

这和尚每道有圣旨么道，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圣旨俺的。

这是元朝《宣赐涌泉寺圣旨碑》的摘录。这道白话圣旨的意思都能看懂，看不懂的地方不是文言文而是当时的蒙古方言。其中和尚每，是和尚们的意思；圣旨俺的，是蒙古语法的倒装。简单说就是：你们这群和尚们，别做没体例的坏事，敢做坏事，就不怕我那啥你们吗，这就是俺的圣旨。

元朝皇帝的圣旨相当霸气，完全是一副黑社会大哥教训小弟的架势。但，这可是圣旨啊！

就这种圣旨，是怎么从大元中书省流出来的？大元朝朝廷的官僚们，到底干没干正经事？

不干了，撂挑子了，爱咋咋地，都交给你你的怯薛护卫亲兵干去吧。这就是大元官僚普遍心态。鞭子你随便抽，但也别指望我们好好干活了。朝廷如此，地方呢？

地方更乱，完全就是在搞自治。

行省制是元朝的发明。但啥叫行省制，你不用管明清的设计，就看元朝的设计。元朝行省的自治权力非常大，基本上就是承认大元统治的地方部落。

最要害的一点就是行省能财政自主，这个只有汉代的诸侯国能比了。关键是个行省内还有蒙古宗室的封地，这些宗室封地就更是一个个的独立王国。

而大元的财政分权，也是相当奇葩。中央朝廷主要靠商税和盐引，其中的盐引收入甚至高达中央财政收入的八成。而其他的赋税呢？那就全给了地方了，你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但是，这还不算完。在中国这种传统的集权帝国，元朝居然搞出了包税制，把地方当成公司来治理。

安西王府官赵炳，对权臣阿合马说：陕西一年能受税一万九千锭白银，但如果官员尽力的话，怎么也能收四万锭白银。OK！那我就让陕西尽力。阿合马立即派赵炳去陕西收税，而赵炳也能干，搞了五万四千锭。

然后阿合马只要四万，剩下的全给你们。饶州总管姚文龙说江南赋税至少能收五十万锭。于是，阿合马立即任命这家伙做江西道宣抚使，管理江南税赋和茶法，搞够五十万锭就行，其他的、你们看着分。

元末为什么腐败？它都搞出包税制了，地方官员要是不腐败，那才是见了鬼。

朝廷乱、地方也乱，大元的官僚体系越到后期就越跟扯淡一样。官僚体系是制度性皇权的工具，这个工具不行，制度性皇权就只能弱。但，老百姓会是什么感受？

老百姓的感受相当好。因为自由啊，想干啥就干啥，根本就没官员天天折腾你。但自由是有代价的，出了问题肯定也要自己扛。

蒙古人认识到农业价值之后，立即高度重视农业，鼓励农民搞结社，好好种地、好好开荒。

各种减税措施也比其他王朝的力度要大。一个原因是朝廷根本就不怎么依靠农业税，靠商税和盐引就差不多了；另一个原因是不用抵抗草原入侵，所以老百姓也不需要为战争埋单。

经商呢？那就更自由了。大元朝的商人仅次于蒙古人和色目人，而且商业人才大量成为政府高官。

因为大元需要商人给国家搞钱。为什么色目人的地位比较高？因为这伙人的理财能力和商业能力是从基因里带出来的。那个阿合马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文化和宗教呢？也没人管。你看元杂剧就行了，好多讽刺现实黑暗的作品，却在大元广泛流行。

蒙古贵族也会搬着马扎一起过来看。为什么不搞文化专制？蒙古人信奉用刀子说话，有本事咱就真刀真枪地干，没必要整这些个意识形态的含沙射影。

所以，作为大元百姓的朱元璋才会有“元朝失之于宽”的感觉。但是，这种宽，难道不是一种宽仁吗？这不挺好的吗？有挺好的一面，自然会有挺坏的一面。

元朝早期的黑暗就不说了，因为都是一笔血泪史。就说以后的元朝历史。制度性皇权弱，肯定是要出问题的。首先的问题就是政治黑暗和官员腐败。官员腐败，你看包税制就行了，把国家当公司玩，那当官就等同创业，怎么榨取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

那政治黑暗呢？元朝皇帝是自由了，但他手下的那些个奴才也自由啊。就那个阿合马，身为丞相居然在大都城里抢男霸女。哪朝丞相也不会把自己完成地痞流氓吧，但元朝的丞相就可以。

《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了这家伙的“光辉事迹”：

“如果有他喜欢的漂亮的女人，决逃不出他的魔掌。如果她是未出嫁的闺女，他就强取为妾，至少也要将她奸污。他一听说谁有漂亮的女儿，他手下的一帮爪牙，就到她父亲那里说：‘你有个漂亮的女儿，嫁给我们的阿合马吧！我们叫他让你当三年的封疆大臣，或其他的高官显爵。你以为怎么样？’这个人也不敢不答应。

于是只好忍痛舍弃自己的女儿。这时，阿合马便到皇帝面前启奏：‘某个政府空缺，或将在某日有空缺，某某人是这种职务的适当人选。’皇帝肯定回答说：‘你认为谁合适就谁去补吧。’

于是，这女子的父亲马上被指定上任，去主管那个政府，这样一来，所有美丽的女子，或因自己父母的野心，或是摄于他的淫威，一个一个地成了他的妻妾和情妇”。

这个阿合马有妻子40余人、有妾400人，生子25人。厉不厉害？关键是这家伙为了强娶人家媳妇就能把封疆大吏许出去，那你说他又会怎么任人唯亲、遍布党羽呢？这种政治还不够黑暗吗？

阿合马这个丞相已经流氓到无底线的程度了，所以肯定要招致公愤。于是，大臣们纷纷劝谏皇帝说：这个阿合马不是好人；元大都的百姓也向皇帝请愿说：这个阿合马该杀。但，忽必烈能杀吗？

不可能。阿合马是自家奴才，他不爱大臣、不爱百姓、甚至都不爱大元帝国，但这家伙爱我这个大元皇帝啊。所以，谁说都不好使，阿合马不仅地位稳固而且年年升迁，从一个奴隶直接干到中书省左丞相。

但是，之前不是说了吗：大元的制度性皇权特别弱，官僚体系这个工具要多差有多差。所以，皇帝和丞相就统统别想被官僚体系保护。

公元1282年，一个嫉恶如仇的山东大汉，叫王著（北地从军做了千户长），伙同一个江湖术士，叫高和尚，这两个人居然在大都搞了一场暴动。

他们撺掇出一幕太子回京礼佛的假戏，把阿合马诓出来迎接太子。然后，就在大批迎接官员面前，以太子之名，用铜锤把阿合马的脑壳砸碎了。

这就是大元朝，堂堂一国之相，硬是被一个仗义大侠和一个江湖术士给搞死了，而且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丞相被搞死还不算什么，官僚体系差、制度性皇权弱，然后倒霉的肯定是皇帝。

1315年，元仁宗诏命：各宗王封地的达鲁花赤要由中书省来任命。这就是皇帝要夺权啊。

然后，蒙古贵族立即群情激愤，一起声讨皇帝。然后呢？然后，元仁宗就收回成命：我改变注意了，你们继续自己任命自家封地的达鲁花赤吧。皇帝的圣旨说废就废，也就元朝皇帝的心有这么大。

关键是皇帝的心不大也不行。因为蒙古宗室们可不是只会声讨，这伙人是真能拔刀子的。

公元1232年，元英宗从元上都返回元大都，却在中途一个叫南坡的地方遭遇了政变。一伙蒙古宗王和权臣冲入皇帝行幄就把这个皇帝给捅死了。这伙蒙古王爷为啥要杀皇帝？

因为钱。对，就这么简单。大元皇帝每年要给蒙古宗王岁赐，岁赐相当与大元股份公司给宗王股东的年终分红。

但是，元英宗赶上了财政困难，于是就耍无赖、把岁赐取消了。然后就是后果很严重，南坡之变被自己的叔伯子侄们拿刀捅死了。

失之于宽，这里面没有仁什么事。但因为宽了，可能也自然仁了。国家都不管老百姓了，老百姓自然获得了自由，勉强就算仁吧。

老百姓得到自由，社会活力被释放，这多好啊。但这也是双刃剑。制度性皇权脆弱的结果就是：大元朝止不住的政治黑暗、官员腐败、朝局混乱。

权倾天下的丞相阿合马怎么样？大都暴乱直接被敲碎脑壳。九五之尊的大元皇帝又怎么样？被蒙古王爷直接拿刀捅死。

而一旦赶上地方造反、国家崩溃，那大元皇帝和大元朝廷就只能赶紧逃往漠北了。元末之时，连平叛的大元官军都能自己跟自己打起来。就这种架势，都能把准备北伐的朱元璋看蒙了。所以，朱元璋自然会认为“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自己要跟元朝这么搞，大明肯定会步元朝后尘。